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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大剧院方案一出台，在建筑学、美学界引起了不小的争议，直至现在，仍有两种意见各不相让。分歧的主要之处在于，赞成者认为，这个设计很有新意，表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胸怀；它的形体不张扬，与天安门广场其他建筑可以和谐地并存。反对者认为，这个设计耗资巨大，清洁保养难度大，与周围建筑不协调，应由中国建筑师来设计。争论主要集中在“国家大剧院投资
巨大”、“建筑体庞大难以清洁”、“地理位置上与天安门等不协调”等。
事实上，方案一直都在完善当中，如为了控制投资，压缩了建筑面积；在大剧院前铺设绿化带，把大剧院“隐藏”在树林里；而且把大剧院的建筑主体往南退了些，离开长安街有100多米，扩大了门前绿化带面积。基本框架不变，只是修改一些具体的技术数据和完善建筑体内的各种功用。
100多位专家联名上书有关部门要求重新论证的国家大剧院方案。于2001年8月10日进人了为期5天的可行性评估阶段。评估会由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主持，集中了建筑、工程、声学、音乐、舞台等各方面共40余位专家学者参与讨论，其中有建筑专家12人(据说同意和反对安德鲁方案的各占一半)，会议围绕着建筑、工程、声学、舞台等各方面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并提出了各类修改意见，预计将会在一个多月后作出总的评估意见递交有关部门。
有专家对国家大剧院进行了全新的设计，比如国家大剧院方案评委会主席吴良镛先生提出，在现在的平面内建筑四个小剧院，中间有走廊连接。也就是说，根本否定了安德鲁原有的方案。舞台艺术专家李畅先生认为，盖一个国家大剧院不容易，一定要盖个一流的，弄个二三流的就没意思了。对于这次参加再次审议，李畅先生非常谦虚地表示，作为一个舞台艺术家，对建筑的外观是没有过多的发言权的，现有的方案，他认为，经过修改后，应该是可以安装合格的舞台机械的。
第一任北京建筑设计院院长、被称为国家级专家的沈勃老先生，鲜明地向记者表明他的反对意见。首先，这次审议的人员组成，舞蹈、戏剧、音乐方面的专家和建筑学家成五五开，前者是建筑学的外行，从可以理解的角度出发，他们当然是希望尽快多个表演的舞台，他们的赞成票从建筑科学的角度出发的因素较少。沈先生认为，这样得出的结论是不科学的。
曾参与了100多位专家要求重新论证国家大剧院方案的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彭培根先生，近日来一直在向有关部门阐明他的观点。彭教授认为，从大的空间组合功能上看，安德鲁的设计是绝对的形式主义。他将这四个剧院用一个大圆穹顶罩起来，这是所有错误的起源，一步错，步步错。房子里套房子。由于上面这个毫无意义的形式主义的圆穹顶给自己限了高度；所以只能向下挖掘-24米到-34米，因此，连外国专家KIRKLAND也说“这种形式主义的设计在西方无论是政府或私营的业主都不会允许它实施。如果在中国钻了空子，万一不幸实现了，将是近代建筑史上最荒谬的大笑话，我们也可以烧掉所有的建筑系教科书了”。我的师傅、台湾第一大师王大闳(贝聿铭的同班同学)也来信评论说：“……这是一个极少见到违反常规功能的设计……北京人或许会欢迎一些新颖的设计，但相信他们绝不会接受一个粗野和拙劣的作品。”
至于也有一些专家赞同安德鲁的方案，彭先生谈了他的看法，他认为，安德鲁及他的拥护者最常用的几点理由就是；创新的设计在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反对，建成之后就会成为传世之宝。例如：埃菲尔铁塔、悉尼歌剧院。蓬皮杜文化中心及贝聿铭的玻璃金字塔。彭先生分析认为：
1、埃菲尔铁塔是建筑材料及体系的革命，而周围环
境并无其它建筑，才会有那种划时代的建筑物，就建筑形式或风格来说意义并不大。如果硬要扯上和安德鲁设计的国家大剧院方案的关系，那就太无聊了。安的大剧院方案没有任何创新建材，都是已用了几十年的老材料。形式也不新，国外早已过时，1996年哈尔滨太阳岛上的一个嬉水乐园方案竞赛中，已有了类似这种形式的设计作品。
2、悉尼歌剧院面对海阔天空，没有历史文化名城或古迹的环境，所以很适合做一个大型雕塑式的建筑。相反地，国家大剧院的周围的环境就是中国的历史。安德鲁说“我就是要切断历史”，因此，这个外星式的大扁圆球，因尺度太大和太具侵略性使得人民大会堂北、西、南三侧原来雄伟壮观的柱(廊)子，显得都像牙签了。何况悉尼歌剧院是澳大利亚国会听了两方专家报告后，才投票通过的。中国有可能这样做吗？
3、蓬皮杜中心当年是高技派(Hightech)的代表。但因为它的结构、楼梯及所有管道都放在室外，虽然室内空间自由，但原来应该在室内的肠、肚都在室外，维护费太贵。而且它们遮挡了自然光，使得室内没有足够的日光。所以实践证明尽管它是“未来派”但并非是一个成功的建筑。
4、贝先生的卢浮宫玻璃金字塔，至今法国文化界和建筑界的反对意见并未减少。尽管如此，这个金字塔只是走向地下博物展馆人口的雨篷，它的尺度很小，和大剧院的庞然巨物完全是两回事。何况协和广场原来就有不少的埃及建筑构件，与现有环境还算协调。它是成功的，但不能做安德鲁的例子。
相反地，在北京50年代老城墙被拆掉之后，加上改革开放以来，缺乏章法地建设了20年，使得北京原有城市的棋盘式城市文脉已消失淡化所剩无几。如果在古城中心再来一个“未来派”的外星“粪团”，那就真是雪上加霜。尤其是北京市这两年来正在大力恢复这种文脉和历史文物建筑，我们应该全面配合，逐步恢复北京原有的引以自豪的特色才对。然后才是增加一些新东西。
安德鲁先生应该推荐给中国的，是巴黎如何保护整个有2000年历史古城的一系列理念和法规。我想安德鲁不可能在香榭丽舍大道的两侧，设计任何比八层楼更高或比六层楼更矮的建筑物，当然也不可能允许他在协和广场的附近，建一个已经过时的假“未来派”建筑。国际建协(UIA)过去十几年几次大会宣言都呼吁发展中国家要注意“区域性文化特色”，就是因为极度担心这些国家大量地抄袭西方三四流的(像抄时装一样)建筑，失去自己国家的自我城市风貌，于是走到哪个城市都是“哪里有路，哪里就有丰田车”的灵魂枯竭的城市风貌。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叶廷芳认为：“持反对意见者的一个主要理由是这个设计与古都风貌特别是与天安门周围'不谐调'。谐调其实可以是一种更具特殊意味的美。君不见北京北海白塔和阜内大街妙应寺白塔，都是
南亚的舶来品，与中国传统古塔大异其趣，但是他们成了当时中国统治者的一种追求(妙应寺白塔还特请尼泊尔匠师阿尼哥来设计)，而且历来成为古都北京一道绝妙的点缀。巴黎城内那极为谐调的建筑群中硬是嵌进了一座极不谐调的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柏林市中心有名的纪念教堂被炸残躯旁边竖起一座直筒式的新教堂……这些人类智慧的产物，如今都被认为是为所在城市锦上添花，而没有成为'害城之马'。'谐调'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迁就已有的周边环境，在形式、风格、体量、色调等方面与之接近；另一种是尊重周边现有建筑的存
在，自立门户，与它们不争、不比、不挤，和睦相处。现在安德鲁这个造型，没有任何棱角，不与任何建筑物试比高低而可以相容，是个平和的存在。而且它躲在一个园林里，甚至足不出户(四周都是水)，真个是与世无争。这样它就与长安街和天安门的整体美学风格疏朗取得了和谐。”
持不同意见的加拿大籍华裔建筑师彭培根认为：“安得鲁的设计是绝对的形式主义。最美的建筑有三项先决条件：功能实际、紧凑、好用，交通动线分工明确、流畅，基本结构和装饰的建筑造价符合项目的身份而得体。如果我以这三个条件来检验安德鲁的设计方案，
那就一条都不合适。此方案有一个无用的大圆穹，浪费了大量的建材和空间，交通动线更是糟透了。”他说，在我们的行为记忆中，进入一个大型公共建筑物马上向下走只有四种情况：第一是到地铁站；第二是到人防；第三是到陵墓；第四是去夜总会和酒吧。而且从水中的玻璃通道进入一个建筑物只有水族馆的记忆，所以安德鲁最得意的入口，从行为学的逻辑看，没有一条和歌剧院的功能行为记忆相称。而且，观众厅在地下7-10米，相当于三、四层楼，有紧急情况时尽管也有逃生之路，但要比从地面直接逃生慢好几倍的时间。他说：“这个
设计方案与我国国情不符。目前我国只有世界8%的国民生产总值，是美国的四分之一，如果要建立一个比美国林肯中心还要贵4倍的世界最贵的大剧院，就等于让国民负担了所承受的16倍的费用。”彭教授认为，迷信西方“未来派”是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自己的认识和信心不够。1998年汉城奥林匹克运动会，韩国人重用了他们自己的建筑大师、38岁的柳春秀，设计了世界上第一个钢缆悬挂玻璃纤维顶室内体育馆，美国结构工程师只是和他配合。我们为什么要迷信外国建筑师？让有三四十年经验的中国建筑师，去替从来没有做过歌剧院设计的桥梁工程师当下手，这就好比少林来的武林高手为西方拳击师当跟班一样，本末倒置，丢尽民族尊严。
一份综合了百余名专家意见的文件表明，他们认为，安得鲁初步设计的建筑面积已从设计任务书规定的12万平方米膨胀到25万平方米，土建造价据估算达35亿，如加上舞台设备等，费用将达45亿以上，这是严重的超面积、超预算。巨型壳体的顶端已高达45米，仍然不能满足舞台上部高度的需要，设计者就把舞台和观众厅往地下压，造成舞台台面的高度为地下7米，基础深度达24.5米。这样就必须挖一个很深的大坑；由于没有余地可以放坡，必须构筑厚度为1.5米、深达40米的钢筋混凝土连续墙，这是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耗费。不仅如此，在功能上也造成种种困难。例如，按现在出入通道的布局，观众需先往地下走，再往上走，再往下走，才能进入剧场。另外，长218米、宽146米、高46米、厚米的大圆壳，需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十分昂贵。这样高大的屋顶，如果发生损坏、裂缝，修理和维护也是很大的困难。北京风沙尘土大，势必刮风则尘土覆盖，下雨下雪则水渍泥痕满身，大圆弧建筑又难于清扫。冬天为防止结冰，池水要放掉，剧场四周的湖面将成为无水的“水池”。这样，这个大圆壳的建筑就成不了法国报刊所赞扬的湖中心的“晶莹剔透的建筑物”。著名科学家何祚庥院士告诉记者，安德鲁的设计貌似简
洁明快，风格独特，但本质上存在很大缺陷，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与周围人文环境不协调。
天安门一带，政治气氛十分浓烈，建筑不仅大气磅礴，而且传统文化气息很浓。如今，一个所谓的带有明显浪漫和反叛色彩、造型新颖前卫、构思独特、四面水池环绕、中心为透明椭球体的建筑一下子就把原来的文化氛围破坏了，显得过轻过浮。更重要的是，这个典型的西方玩意，对中国人来说可能会觉得新颖特别，而在外国人看来则是过时的。伟大的建筑应该不露痕迹地融入周围环境，既能让人眼前一亮，又不觉得孤立突兀，这是建筑方案的起码要求。
二、设计本身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隐患。
何祚庥说：“安德鲁的设计方案过于看重它形式上的奇突，恰恰疏忽了它的安全要素。在这个延伸到地下有七八层楼深的剧院里，一旦发生问题，人员极难疏散。而其设计中，地面上压着重重的水，一旦发生渗漏或坍塌，后果不堪设想。”
三、设计没考虑到北京的气候环境。
有媒体曾评价中国大剧院的地面部分是一颗晶莹剔透的巨大珍珠，而北京是一个多沙地区，安德鲁设计的“珍珠”，直径达218米，被蒙上一层灰沙后，遇雨势必会成一个大花脸。218米直径的“珍珠”如何清扫？很
可能后面的还没擦掉，前面的花脸又出现了。
四、造成财力和资源的巨大浪费。
国家大剧院原来的资金预算只有20多亿，而根据安德鲁的设计，最后的投资要达到50个亿。这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数目可谓是巨大的。6000个座位的大剧院，将50亿分摊到每一个座位上，平均每个座位造价高达80多万人民币。
何祚庥还说，任何一个剧院都是尽可能地方便剧团搬运道具，而安德鲁设计的迷宫一样的大剧院，恰恰做不到这一点。到时候，道具的搬运肯定又会带来大量人力财力的浪费。
任务书不合理
设计的不合理源自任务书不合理。何祚庥说：“中国国家大剧院设计方案的不合理源自任务书的不合理。任务书要求把2500个观众席的歌剧院、2000个观众席的音乐厅、1200座的戏剧院和500个观众席的小剧院盖在一起，而每一种艺术门类又各霸一方，这种做法有必要吗？
正方意见：
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吴焕加说：“我投安德鲁的设计方案一票。他的设计第一个突出之点是创新而非袭旧，与世界建筑史上所有定型的建筑样式没有任何瓜葛，在天安门广场一带是新建筑，在全世界同类建筑中也是独一无二的。这个设计从外面看像椭圆形的大壳体，表层是玻璃和钛金属，光滑闪亮，浑然一体，这个形体和这种材质，像是科幻影片中的宇宙飞船，令人想到的是未来而不是过去。它向世人传达了一个信息：我们没有在历史成就面前止步，我们面向未来，这正是中国人今天的时代精神。”吴教授说，“有人认为把这样一个建筑物放在天安门和人民大会堂近旁太扎眼。我以为不会。因为它从长安街的路边向后撤退了120米，周围是大片水池，'宛在水中央'。
建筑师如何看待争论 保罗·安德鲁说：“在如此敏感的地方进行如此激进的工程，是难获所有人认同的。但他预期计划最终会被接受，一如法国接受埃菲尔铁塔一样。巴黎市民起初
对铁塔颇为抗拒，但埃菲尔铁塔今天却成为国家的象征。”安德鲁称其设计为“人们意见分歧但争相讨论的公开对话”。他表示设计时肯定已顾及四周不同的氛围。北面是红墙绿瓦的紫禁城，东面是人民大会堂、天安门和革命历史博物馆。 谈到各方意见涉及的几个具体技术问题，安德鲁说：“剧院的安全、防火、防震、周围湖水冬天结冰问题、空调问题等纯技术的难题，在设计时全部都考虑到了。而且还有设计的合作者、审查者、施工者等一系列环节，如果有问题，一个人可能想不周全，但不可能大家都想不到。比如空调问题，我们用的是最先进的设备
，成本也较低。我们有为在各种气候条件下的建筑设计的经验，北京的气候条件、地质条件也并非很特别。作为设计者，我可以保证这个方案不会有大的疏漏。”他进一步强调：“我虽无法详细就每个技术问题一一解释，但我可以告诉大家，我的设计经过世界上普遍认可的安全标准的检验，绝对不可能是一个有安全隐患的建筑。” 安德鲁和他的助手都介绍说，事实上，根据一些专家的意见，他们已对原设计进行了一些修改。“有许多批评是正确的。例如，我们根据一些人的建议，对剧院的入口做了不小的改动。原来的设计是先走入地下，通
过地下通道，再上来进入剧院，现已改为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入大剧院，这样可使观众避免有重复和烦琐的感觉。这个批评是合理的。” “除了入口的改动之外，还有一些小的变化。比如，原设计中在底层的小剧院，现在放到上面去了。一些辅助、服务的功能、设施，如画廊，经过压缩、合并，也在原来设计的基础上作了改动。也是强化功能和降低成本的需要。” “在一些细节上，比如，对歌剧院、音乐厅、戏剧院和实验小剧场4个剧院中的戏剧院，考虑到主要将上演中国的国粹京剧，我在内部装饰材料的质地和颜色的选择上、在整体设计上，刻意追求了与京剧的服装、脸谱等相适应的气氛；而歌剧院的功能主要是歌剧和芭蕾舞剧，对环境的要求又有不同。”安德鲁一边逐页展开他的设计图纸和效果图，一边向记者详细解释他的构思，以及根据各方意见拟定的修改方案。 预算和穹形屋顶
“至于预算，按我的设计，从来没有达50亿元人民币。”安德鲁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事实上，经过上述改动，现在的预算比原来减少了20%，约30亿元人民币。但必须强调，这些改动都是技术上的，没有涉及大剧院的基本功能，座位一个也没减少，水面也基本没动。” 对于意见比较集中的穹形屋顶，安德鲁解释说：“有些持反对意见的批评者，在我给他们讲解了屋顶下面各个建筑的功能后，他们就同意了我的设计。这种巨大的穹形屋顶建筑在世界上也有不少，别人的经验当然也可以为我所用。这个大屋顶并非只是装饰，而是内部功能
的需要。外观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是内部的需要。这个大屋顶把大剧院内部许多不同的功能组织起来了，脱离内部功能，只批评这个外观如何如何，不够客观全面。我相信，当观众、参观者进入国家大剧院这个浑然一体的建筑时，他们会觉得这个最高处离地面45.9米、略低于人民大会堂的46.5米的大屋顶很有必要。透过这个穹顶，人们会发现这是一个新的观察北京的角度。” 安德鲁回答记者有关这个大屋顶的造价时说，这一部分约占全部预算的12%，为3.6亿元人民币。他进一步解释说，世界上所有类似的建筑屋顶，其预算都要占到整个预算的10-20%。记者问，这个大屋顶是否是不可或缺的？安德鲁回答：“绝对是！”他进而强调：“这是我整个设计的核心……没有这个穹形屋顶，就不是我的设计了。” 对于这个大屋顶，还有不少人提出了它的清洁和保养问题。对此，安德鲁说：“从设计一开始，业主就告诉我们，北京冬春风大、雪多，夏天有雨、污染较严重等，让我们考虑穹形大屋顶的清洗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早就注意到了。清洗方式现在有许多选择，用机器还是人工？决定这个方式是下一步的工作。” 一定会使北京更美 “广场上加了水，出现了一个围绕大剧院的小湖，这
对广场的景色是个补充。从空中看北京，紫禁城是被一个护城河围住的，不远处又有北海和中南海，围绕大剧院的小湖正是这片水域的恰当延伸，北京城整体的环境没有改变。” 安德鲁对自己的设计方案非常自信：“也许，在成为一个看得见、进得去的建筑之前，人们很难想象它的美丽。但一旦它建成，人们就会明白为什么要这样设计，而不是那样设计。”谈到中国人能否接受一个欧洲人的设计时，安德鲁说：“中国国家大剧院将是一个中国的建筑，一个中国人享用的文化设施，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它的设计者是哪国人，根本无关紧要。前不久奥运会期间，悉尼歌
剧院的画面几乎天天都在电视上出现。有人提到它的设计者是个丹麦人吗？没有。这是悉尼的象征、澳大利亚的标志，有谁在乎它的设计师是谁呢？” 安德鲁激动地表示：“我敢打赌，当中国国家大剧院建成，人们倘佯其间时，多数人都会喜欢我的设计。剧院是有文化和教育功能的场所，是一个可以充分呼吸和享受的文化空间。这就是我这个设计的目的。”采访将要结束时，安德鲁主动提到一个记者并没有问的问题：“至于中国该不该建国家大剧院，我倒想指出一个事实：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大剧院、大
教堂是在这个国家最富有和强盛的时候建的。恰恰相反，很多重要建筑都是一个国家在追求国家强大的时候建成的。” “对一个古老的城市来说，新的建筑设计更要谨慎，但不是一动不动。如果北京的城墙和城门留到今天更好，但既然已经没了，就得想新的办法。难道就此不再设计新的建筑？”安德鲁充满激情和自信地表示：“我相信我的设计一定会促使人们思索北京的建筑设计。一句话，它不是使北京变丑，而恰恰是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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